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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五十一年,因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,并纵容家人滋事,乾隆命人查办,判决斩监候,其家人处绞。虽然办了数次大案,然而这些案件的震慑效果却远不如前期。

这是为什么呢?

面对贪腐大案,乾隆在他统治的中后期也并没有手软,基本做到了发现一起,惩处一起。除了甘肃冒赈案外,乾隆中后期还处理了很多其他大案,有人总结为“乾隆后期六大案”。

比如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新疆捏报粮价案,新疆乌鲁木齐各州县很多官员在收购粮食时大规模捏报粮价,侵吞国帑。小麦一石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,州县却上报每石一两八九钱,多出的钱就进了官员的腰包。乾隆皇帝因为此案,将地方官员湖图里、索诺木策凌、窝什浑、德平、伍彩雯、王喆等处死。

乾隆四十七年春,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,勒索属员,亏空近二百万两,乾隆查明后,将二人判决斩监候,前后两任山东按察使也因失察都被降职。

乾隆五十一年,因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,并纵容家人滋事,乾隆命人查办,判决斩监候,其家人处绞。虽然办了数次大案,然而这些案件的震慑效果却远不如前期。一边不断查处大案,一边官场上的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,“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,货利是趋”,乾隆虽诛杀不少高官,但收效甚微,“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,或且惴惴惧罹法网,惟益图攘夺刻剥,多行贿赂,隐为自全之计”。

这是为什么呢?

第一个原因是财政制度出了问题。在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,原有的财政收支平衡已经被打破,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。所以不改革财政制度,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。

除了这方面的原因,乾隆晚年惩贪失败还有许多个人因素,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型执法。

乾隆皇帝在位期反复宣称:“劣员多留一日,则民多受一日之残,国多受一日之蠹。”传达出的信息是,他对贪腐是零容忍,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,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,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,庇护亲信。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。

李侍尧是乾隆年间的名臣,他聪明能干,深受乾隆欣赏。因为“见知高宗(乾隆)”,乾隆二十年(1755)三十多岁即升为代理广州将军,从一品。这个人能力很强。《清史稿》载:李侍尧“短小精敏,过目成诵”“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”“拥几高坐,语所治肥瘠利害,或及其阴事,若亲见,人皆悚惧”。也就是说,李侍尧身材瘦小,貌不出众,但精敏过人,过目不忘。接见僚属,谈不上几句,便可以洞悉这个人的才干优劣。平日拥几高坐,历数治下各州县肥瘠利害,间或抖落出那里的地方官一两件阴私事,仿佛他亲眼所见,属员莫不屏息聆听,大气也不敢出。

乾隆甚至在李侍尧得罪后仍然称赞说,“李侍尧历任封疆,办事明干,在督抚中最为出色”,并把他与阿桂并称为当朝“最能办事之人”。

乾隆四十五年,有人举报任云贵总督、大学士的李侍尧贪赃受贿,借办贡品之名勒索下属。乾隆对于贪污之案一直非常重视,立命和珅赴云南查办。

和珅查办此案并没费很大气力,因为案情很简单:李侍尧到任之后,大肆索贿。下属官员知道李侍尧“素性傲戾,不讲情理,若不从便有祸患”因此敢怒不敢言。但是乾隆却不想杀了李侍尧。乾隆心知肚明,李侍尧受贿索贿,有一个主要的动机是给他办贡品。而且他又是这么喜欢这么欣赏这个少见的“能臣”,他内心有一万个饶他一命的理由。他宣布暂缓处决李侍尧。

半年之后[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],撒拉尔回人起事,乾隆即把李侍尧从刑部大牢里放出来,“赏给三品顶戴,并戴花翎,赴甘肃总办军务”。不久,又命李侍尧“管理陕甘总督事”。李侍尧获罪不过一年时间,又重获总督一职。

李侍尧一案“高宗怜才宥罪,执法不平”,人所共见。这相当于明确告诉天下臣工,是否贪腐是第二位的,能否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最重要的。

事实上,乾隆对和珅的任用又何尝不是如此。乾隆皇帝晚年,难道对和珅那样明目张胆的贪污一无所知吗?当然不可能。但是他用得舒服,用得顺手,而且和珅还是他的儿女亲家,多捞些钱,也是给了自己的女婿。所以有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虽然朝中不乏对和珅的举报,他就是不处理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大臣们都认识到,在乾隆朝贪污罪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罪名,如果你处理好了和皇帝的关系,并没那么可怕。

从乾隆的一生来看,他执法更是存在时宽时严的特点。刚刚上任的时候,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。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,乾隆突然变脸,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。乾隆十三年,孝贤皇后去世,乾隆皇帝心情极差,以丧期剃头为由杀掉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,因为其他小故被惩处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。“乾隆十三四年间,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,由寅畏小心,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,逞情而为。”

然而,如前所述,到了乾隆晚年,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,他又一次回复到“宽大”。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,乾隆也懒得整顿:“今大员中,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,不可屈指数。”这样忽宽忽严,在乾隆自己看来,是“宽严相济”,是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,但是客观上这样做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,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。

乾隆晚年贪污屡治不绝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晚年的他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心理定势。乾隆皇帝晚年,官场纪律败坏,大案层出不穷。但是乾隆皇帝本人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沉迷于一件很好玩的事。什么事呢?搞皇帝吉尼斯排行榜。什么叫皇帝吉尼斯排行榜?就是乾隆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,来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。

乾隆四十五年,他写了一篇文章,叫《古稀说》。

在这篇文章中,乾隆说,在他之前,中国历史上活到七十岁的皇帝,一共才六个人:汉武帝,梁武帝,唐玄宗,宋高宗,元世祖,明成祖。而跟他相比,这六个人统治上都有缺陷,都不完美。你比如宋高宗是偏安之帝,唐玄宗晚年闹了安史之乱,是吧?所以只有他乾隆的统治完美无缺。因此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中,他的综合排名可以稳居第一。

到了乾隆四十九年,乾隆皇帝又宣布,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。什么纪录呢?这一年他得了第一个玄孙,这说明乾隆已经五代同堂,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代同堂的皇帝。

到了乾隆五十年,乾隆又宣布,他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:在活过七十岁的七位皇帝当中,他的在位时间最长,达到五十年。所以他又写了一首诗:“七旬登寿凡六帝,五十纪年惟一人。”(《御制诗全集》)

乾隆五十五年,他八十大寿,更是来了个年龄、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,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。他说:

八旬开袤春秋永,五代同堂今古稀。

古稀六帝三登八,所鄙宋梁所慕元。

惟至元称一代杰,逊乾隆看五世孙。(《御制诗全集》)

就是说,中国历史上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,其中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,这三个里,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,不值得一提。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武功赫赫,挺了不起。不过这元世祖仍然不如我,因为我乾隆五世同堂,他没做到。

所以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十年间,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,那就是乾隆的七十大寿、七十五大寿和八十大寿。这三次整生日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,一次比一次热闹。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、骄傲自大,是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晚年的乾隆,已经自大到失去了最基本的反思能力的程度。

回顾乾隆的一生,从早年的明智到晚年的颟顸,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,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,这种剧烈的变化,确实令人惊讶。不过回过头来想,乾隆这个人,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五年,他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。

而乾隆四十五年之后,也仍然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,批阅大量奏折,应该说,这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。而历史上其他皇帝是很难做到的。乾隆登上皇位四十五年后才出现懈怠,被大臣们捧了四五十年才开始得意忘形,到了老年,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,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乾隆的变化,只能说明,没有制度的保证,只靠个人的自觉,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。

总结乾隆一生惩贪的成功与失败,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根本结论是,通过人治的方式惩贪,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成功。

作者张宏杰系知名历史学者,著有《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》、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、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、《坐天下很累》、《饥饿的盛世:乾隆时代的得与失》等

文章来源丨《清风》杂志第101期

图片来源丨《清风》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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